2006年04月 的存档

奥美定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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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定今天终于被禁。
“没有你们的节目,不会有这个结果”在短信里,小草说。
但这个结果出现在—-这种用于注射美容的材料已经被使用了近十年之后,在它进入了几十万人的身体之后,在它已被证明无法从任何一个人的身体完全取出之后。
小草就是注射隆胸者之一,她的乳房,痛得象要爆裂,而且液体材料四处流动。
我触摸的地方,她的腋下,胸大肌里,都是。一块一块,象石头一样坚硬。
当她生完孩子之后,才发现,胸部每天流着血水一样的东西,而且还有黄色的脓。不能哺乳“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我们母女俩对哭。”她说。
之后她失去了婚姻和孩子。
这样的人我们在做节目时接触过太多,我的同行们可能也一样—-因为我翻看过几年来的各种各样的报道。
“北京专家集体上书建议停用”“武汉十三家医院联名呼吁停用”“广东美容学会呼吁…”
这么多年,这么多声音,太多了。
但是每一次论证,它都获国家药监局批准。
2003的7月份,深圳药监局曾经在投诉太多的情况下,试图给奥美定发明人创办的富华医院下整改通知,让它停下来。当时打了报告给国家局,柏队长说“我记得是郝司长后来打了一个电话来。 ”
他说的是国家药监局器械管理司司长郝和平。
“说什么呢?”
“富华情况特殊。”
我们试图联系采访郝和平,了解富华到底“特殊在哪儿”的时候,他已于采访前两个月,因涉嫌商业受贿而被刑拘。
富华医院就这样一直这样做了下来,院长说他们做的超过一万例。
“这当中不成功的数字到底是多少?”
院长说“这个没有具体的统计。”
“对于医生来说最主要的事情不就是自己做的手术成功与否吗?”
“那整天就是在飞机上,这面手术一做完一看天快黑了,赶快坐飞机就去上海了。”
“忙得没时间做记录?”
“脑子静下来的时候还想搞一些新的发明。 ”
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在国内,奥美定的使用者究竟有多少人出现问题。
也可能很多人永远不会说出来,因为就象小草一样,她们要带着它生活下去。
要把它取干净,唯一的办法是切除乳房。
她才24岁,“要切除的话,不如把我的生命切了”
可是它在人体内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问过奥美定的研制者“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奥美定会不会降解?”
他说:“那你说呢,我说50年以后稳定是瞎说的。我也回答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实践要用几十万人的身体做实践吗?
“医学发展人类要做出贡献,要不医学没有办法发展。”
我采访的患者中,有一位说“我等着,我等着它癌变,然后一下子死掉。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会这么说?”

“我宁可有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良知。”

“用生命吗?”

“必要的时候,我认为可以。”
在节目的结尾,我们摘录了一段希波拉(Hippocorates)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 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
在今天夜里,我收到了很多的短信,那个没有接受我们采访但一夜一夜帮我们分析专业材料的官员,替患者打群体官司的律师,有多年来一直鼓呼的医生,我的同行们,还有那些从来没有停止投诉的患者…

今夜,我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

是所有的这些声音,捍卫着久被践踏的权利和看似无望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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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缸鱼

几年前,我们评论部有几大牛人。

他是一个,被我们女同事叫“电视牲口”,因为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他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进不去人。

总是一人一骑,动不动十几万公里,拍个大片,获各种奖

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40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了两天。每天喝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38度的天气中只有一条睡袋。

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那时候他身边有姑娘,心中有理想。

他拍完沙尘暴,游说我也去趟民勤。

回来他看我的采访—-镜头里我跟着一个大爷走到苦水井口,我站定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他气得脸黑黑,说“中医说望闻问切.你能不能先不说话,蹲下身看一下,听一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那个时候我刚入行,正嫌新闻江湖上,以往花拳绣腿不经用,天天蹲马步练暗器,恨不得捡本武林秘笈,上阵杀敌用。

他把我拎过去,叫到给他专用的机房里,给普洱喝,说“你杀气太重”

听听。

“江湖上的事,不是非一剑封喉不可”

几年节目下来,他好歹算夸过一次我的采访,说“嗯,这就对了,就象月黑风高,两人对阵,你倒提剑,说拿银子来,他说没有。你再说拿银子来,他说没有,转身要走,没见剑光,就看他衣衫尽裂,哗啦,腰间一包银子落地。”

这话。

临走拿他的节目给我,让我回家学习学习。呵呵。

是他十年前业余拍的足球纪录片,专业跑足球的李承鹏说“无论如何他是我所见到的中央台最敬业的记者和最有水平的记者之一,为了把片子拍得更真实更像纪录片,他搞了一个怪——把摄像机前头的提示灯给掐灭了以给被采访者制造出一个尚未开机的错觉,南勇和朱和元都遭过他的道。那天南勇在卡塔尔召开小型记者会,南勇很严肃地要求不准录音不准摄像,因为那天是讲如何赶记者们搬出国家队酒店的,内容不太适合于公开,但他一边说“关机了关机了”,却从容不迫地把机器放在一个最适合拍摄的茶几上;另一次就是朱和元与东北郝红军在会议室外大吵大闹的镜头,东北郝红军是一个我所佩服的记者,敢说也敢骂,那天直接就对着“领队同志“你他妈的凭什么收我的证”这样的粗口都招呼上了。”

他片子里照用不误。

还给自已的节目起名字,叫《中国足球启示录》,我们笑他用力过猛,但不服不行。

一年多没听他有什么动静,今天再见他,收拾得白白净净的。

屋子里还是上千本带子,但看样子很久没动过了。

喝普洱茶用上了青釉的日本瓷,茶具上,摆放各种紫砂的物件,供玩赏。

绝口不谈节目。

只谈最近新房子的风水,还有新养的三缸鱼,有一缸是锦鲤。

“我的水养的特别好,透得象水晶”

跟我讲养水的讲究。

“新水太瘦,先要放,然后杀菌,加硝化细菌、过滤,把水养熟”。

他把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94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然后接着说“但是养鱼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条闯缸鱼,有了鱼,水中就有了有机物来源,水受到污染,才会有以有机物为生的微生物,这当中,蛋白质会分解产生氨,为硝化细菌提供食物,然后,硝化细菌开始繁殖,所以各种浮游生物、原生动物就会出现,生物多样化,形成简单的食物链,水才开始活。”

“这条鱼一定要皮实,贱,这样,它才能活下来,然后再把名贵的鱼放进去。”

我以为他已经开始了干私活的半退休日子,但他说有人找他给中国烟草剪个宣传片,一天,两万。

他“切”一声,“让我干这个…”

其实,他的房贷都还没还上,但他就这么坐着,靠工资卡上的钱养他的吉普。

现在一骑绝尘的年代早就过去,电视台正在为收视率呕心沥血,现在,很难再给谁60万,让他花两年多时间去拍个什么大纪录片了。

每天机房里都是昏天黑地赶播出的人,哪有时间让谁熬十天编个十分钟的片子?

他闲着,说是写了很多关于新闻节目的分析,但不上交,不发表,也不跟人讨论。

“给我看看?”

“写着玩的,不用看”

“你总不能这么呆着吧”

“当了这么多年闯缸的鱼,还是当当养水的人吧”

然后他说最近要改名字了,一算命先生说他的名字实在不好,可能是属于那种晚景凄凉或者发不了大财之类的吧,就是说他专门要跑回云南老家的派出所去把原始档案全改掉,从此不再叫本名了。

他拿指头划给我看,叫“柏闳”。

临走,送我一本《大明王朝的7张面孔》。

让我看章诒和的序“…所谓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刚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

他说他准备从机房搬走了,既然不做片子了,就回家好好养鱼。

临走的时候,突然说“就是还想再做一个片子,再做一个就行—我离五十岁还有十一年呢”

送我出门,然后说“姑娘,快点嫁吧,好白菜,最后别被猪拱了”

在通往牛*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2006042702.jpg6年前,我在湖南卫视。

我们要证明自己不仅能娱乐,我们也可以是文化先锋,所以我们要做谈话节目,还要谈一期关于新锐诗歌的话。

我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站在大剧院改成的舞台上。我的同事好心地提醒我说“要站成丁字步,才好看”

我们从北京请来了号称用“上半身”写作的女诗人和用“下半身”写作的男诗人。

观众是我们用大公共从工厂或是学校里拉来的,四五百人,黑压压地坐在下面,看不见脸,听诗人们朗诵作品。

有个24岁的光头拿着张纸,对着晃得人什么也看不见的灯浑不吝地大声念:题目《说说我自己》

底下有人发出“切…”的声音。

他得意洋洋地往下念:

“南人问我

对自己的诗歌水准

有没有一个清醒的定位

现在,南人兄

我要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我觉得我自己

正在通往牛*的路上一路狂奔”

底下睡着的人都醒了,没赶上的就疑疑惑惑地问旁边的人“牛什么?”

然后跟着起一大哄,掌声哇哇。

我们的刘台长也坐在下面。

这节目就这么播了,播的时候我爹妈目瞪口呆。

6年后的这个下午,这写诗的哥们约我见见。

还是光头,但是比6年前看上去要珠圆玉润多了。

他递我张名片,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板。

到处出书,从胡兰成,到什么《诛仙》之类的。

我前阵子买的几本关于红楼梦的评论,看完就气得扔在飞机上,但下一次还买的那种—也是他出的。

什么挣钱出什么。

他做出版是非常职业的,因为他总是带着一大背包的现金去谈。

他说他后来还回过我原来那个栏目做过一次嘉宾,已经改成了一个招聘节目,由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主持,邀请他回去是希望让他作为一个成功的书商谈谈畅销书的运作。

“你现在已经快奔到终点了啊?”

“没有没有”他很谦逊,“还在奔,还在奔”

他真的很职业,大部分的时间在建议我出书,叫《我在央视这六年》。

“为什么非从六年前写呢?”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的前六年也一块挣了”他诚恳地说。

我忍不住问“你还写诗么?”

他送了我一本诗集,叫《心存大恶》,我翻了一下,最后一篇是2003年写的。

前言里他说“我需要成为一个拥有读者的诗人,我需要告诉读者我是多么的不同凡响,多么牛*,非常需要。我还认为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读者也很需要我,非常需要”

书一出来就被禁了,被定性为典型的“黄下反”—黄色,下流,反动的意思。

深夜回来,看了看这本充满了雄性激素和各种性器官的诗,嗬!

然后看到这一句

“其实一个坏蛋,也有内心荒凉的时候

其实一个坏蛋,早已内心荒凉,寸草不生”

老沈,你和我,我们都三十岁了,翘着腿,喝着咖啡,象谈生意一样谈着文字。

24岁蛮荒又狂热的青春,还有遥远的,站在电视台的大舞台上读诗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我们都在一路狂奔…奔到哪儿去?

灵魂自会寻找方向

20060427.jpg自从8年前,迈克尔·乔丹在拉塞尔面前的最后一个跳投之后,公牛队分道扬飙。

也结束了我看NBA的历史。

但是在机场,站着看完菲尔杰克逊的书,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沸腾。

当年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只是仰望着这个执教公牛时被称为“禅师”的家伙,曾赢得9枚总冠军戒指的NBA主教练,看他优美的白发,和永远的处变不惊。

但在这本书里,他写的是他的失败—-在2003-2004的赛季上,他执教的湖人倒在了通往总冠军的路上。

这本书的名字叫《寻找灵魂的球队》

“灵魂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我们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并且为了胜利,完整地聚合在一起。”

—-就像当年的公牛,我还记得乔丹的高难度飞行和骇人的领袖气质,也记得皮蓬杰出的防守。

1998年,球员们写下对彼此的感受。

皮蓬写“迈克尔,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乔丹哭了。

8年之后我所明白的是,乔丹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能让别人变得更好。

但是,现在是一个“show time”的时代。

杰克逊说“在篮球的商业化造成的自我至上的年代里,人们希望得到天价合同,一夜暴富,并且让自己圈子里的每一个人过上好日子。如果你问他‘选择传球而不是自行突破的话,这真的有价值么?”
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不”

因为一个特技飞行般的扣篮肯定会出现在ESPN的体育节目中,而一个简单利落的击地传球绝对无法享受同等待遇。

篮球体系正日趋式微,取而代之是渴望自己就是体系的人。

而杰克逊仍然带着他的顽固,“娱乐并不是我的第一目标,我只关心能否取得胜利”

但是当他告诉科比“你要改掉在场上向队员大吼的习惯”

他得到的答案是“狗屎,你去告诉你那些狗娘养的队员怎么进攻吧”

而当82岁的教练特克斯在录象课上对沙克的防守提出批评的时候,沙克的回应是“他妈的闭上臭嘴,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他说想帮助这些年青人在一个迷失灵魂的NBA世界里,如何成长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

但最终他输了,并且失去了总教练的职位。

在他和科比之间,NBA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科比至少还有7年的好时光,选择他是为了满足球迷的要求,NBA必须为忠于它的人服务”

60岁的他,离开了他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这样充斥着激动,满足或是失望之情”的篮球。

—我站在机场看这本书,就要登机了,匆匆翻到最后一页:

天快要黑了,他把包裹塞进车里,向随便一个方向开去,然后开出了1200英里,穿越谷地。在靠近米拉苏市的一个加油站里,他停了下来。

“你是菲尔杰克逊吗?”有两个孩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是的”他等着他们向他索取签名或手机号码。

另外那个孩子吹了声口哨“嘿,那么,湖人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告诉他们“在最糟糕的时候,我们迷失了自我”

在这个夜里,想起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刚刚散了的聚会,和那些关于新闻这个职业的讨论。

是的,在这样的时代面前,我们都会迷失。

但是,即使在北京满是沙尘,没有星光的夜里,灵魂自会寻找方向。

我所不习惯的…上海

“这个模型多大?”

我在洋山港的模型室里转来转去,嘀嘀咕咕,想在等会儿的直播里说一说。

可是模型室里没有图例。

我伸长手,胡乱地量。

有个带步话机的工作人员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了,扫了一眼。

过了一分钟,三个穿蓝色工装的工人站在门口“您找我?”

没有啊。

领头的人扬扬手中的卷尺,“说让我们来量一下尺寸”。

哦。

然后他们趴在模型边上,一米一米拉着卷尺。

“长12米4,宽是5米6”两分钟后,他们直起身子。

我还来不及道声谢。

他们已经悄无声息从门口消失。

上海文广的新闻中心。

我们周五刚到,连夜开会。

周一直播。要设个十四个机位,其中有一半是在港口,电力和通讯都不是很稳定,中间还要横跨几十公里的海桥。

“明天我们先去试一试线路吧”录音说。

“对不起,周末我们不上班”文广的人说。

可是,周一就要直播了呀。

“这是习惯”。

司机也不上班。

第二天我们找了一辆车去码头。

我东张西望,拿个小本。

码头连人都见不着,都是自动化。

好不容易撞见一个穿工装的人。

“你们这么多机器干什么?”

“连战要来啊?”

他哦一声。

“咦,你们不用准备么?”我去了那么多直播的地方,哪里都是大张旗鼓。

“都在过周末,没什么准备的啊。”

我问他“那明天这个港口泊的是什么船?”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找谁问”他说。

他开车带着我,去五里远的地方,找到港务公司。大厅里是指挥中心,全是人。

他过去打个招呼,有位年青人走过来,“你需要什么?”

在办公室,他拿出来第二天的泊位图,“抄一下吧”

两分钟后,我们告辞。

把我送到大桥处,临走的时候,这位工人送我张名片,“港口指挥部经理”。

直播。

采访指挥部的刘董。

约好两点五十,采访三分钟。

他提前两分钟到,站好。

什么问题?

“高雄港和洋山港现在关系比较敏感,你怎么理解他们的格局?”

他略沉吟,说“好,三分钟,没问题。”

直播的信号已经接入了。

但是先是放一个宣传片。

—-门口他的部下在等了。

然后是主持人的总结。

—-他看一眼表。我低声说“对不起,马上开始。”

然后是一个嘉宾款款而谈。

时针到两点五十三分的时候,他倾一下身“对不起”

转身走向大门口。

做直播十几天。

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加班,开会,再开会,再开会,吃饭时间开会,睡觉时间开会…习惯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别人说“不知道”,习惯直播前当地无数次彩排,甚至喜欢那种人慌慌忙忙地跑来跑去,高声大叫的场面,习惯嘉宾在央视的镜头前安心等待…

在上海,在那些一点一点的不习惯里,我看到了规则。

你抗住,我走先

回酒店已晚。

同室已休息,不便多写,只是告诉大家一声,明天晚上央视一套的22:38分《新闻调查》播出虐猫事件的节目。

不满意者,请去左下角友情链接处“头发继续乱”的博客里留言。

以我的判断,会吵得很厉害…

老范,你扛住,我走先。

给我签个名吧

夜宴刚散。

大概是功夫茶的原因,加上从海上来的夜风,人没有睡意。

刚刚在桌上和我们一位老摄像坐在一起,大家叫他喜大爷。

喝了一点点红酒,他忽然跟我说起一件事。

是有一年在天安门做直播的时候,他正在试机器。

有个小男孩看见他拿着的话筒上中央台的台标,跑过来“给我签个名吧”

“你认识我么?”

小男孩摇摇头。

他正忙着,用手一指远处的海霞“那是名人,你去找她吧”

那个小孩把手里的本子缩回来,走了,没有去找谁。

喜大爷说“他脸上那个失落和难过的表情,我老记着。我想,他可能是一个从外地来的孩子,只是把我当成了中央台的一员,想留个纪念。可是…”

有人过来打岔,他喝了一杯。

然后又转过头跟我说“当时我要是给他签了那个名就好了”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给我听。

他说“我看见你下午给那些学生签名,想起来的”

是在厦大,连战走后,我们撤机器的时候,有些学生和市民过来了。

在工作的时候我不会有时间做别的事,所以有同学说“我等了很久,给我签个名吧”

然后有很多本子递过来。

其实在别人本子上签字,对我来说总有一种隐隐的羞耻感。

柴静,这个名字只属于我自己,我从小歪歪斜斜地写在自己作业本上,长大了最多签在要报销的发票背面,但是要把它写在陌生人的书上,或是本子上,留在那儿,在我看来,再荒诞不过。

甚至有人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过路费,要我在背面签上这两个字。

当然,有更多递本子的人其实根本不认识我。

上午直播完,我坐在车里,摄像老李刚打开车门出去。

有个女孩子叫了一声“别关门,让我看一下那个女的”

然后她的朋友们就围上来,我就那样举着吃了半只的香蕉尴尬地暴露着。

“看”她惊喜地说“她会吃香蕉”

相信我,这种情况下给人签名,绝不会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我还是会签。

甚至偶尔,还要给小胖子的T恤上画个兔子。

给那个帮我们拉线的武警的直播证上多写几个字“辛苦了,多谢你”

给我们开车的吴师傅的小电话本上给他的孩子写两句话。

一个记者,给别人签名,要克服内心相当的不适。

但是,我一直记得,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曾经写信给一个台湾电台的主持人,希望他帮我要一个郑智化的签名,我有点记不清为什么那种情感会那么强烈,但我记得我每天去邮箱前等,心砰砰跳。

一直等了半年,才死了心。

今天这些签名,大部分,一转头就会被撕下来丢掉,但我仍然会在形形色色的递过来的纸上潦草地写下我的名字。

因为我不知道人群中有没有一个,因为被拒绝而会感到刺痛的孩子。

今夜,我嫉妒…

到福建准备连战祭祖的直播。
在那里呆了一个下午。
回来想写写直播的词,但写着写着,我突然不能自已地把笔扔到一边了,这是什么情绪?…生气?心酸?嫉妒?…是的,我嫉妒他。
他的家迁去台湾已经数百年,但踏入这间祠堂,他要想发现自己的源头,只要举头望去,看到柱上黑底金字的对联上,上联的灯号是“上”,下联的是“党”,就会知道自己的先祖从山西上党来
他要想在浩如烟海的家族传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在那幅昭穆联中,从“基”字开始…一直数下来,他是第十八代“宗”字辈。
他想要亲近冥冥中的血亲,祖神龛打开,让他慎终追远,告慰先灵。
他想要与失散多年的宗亲聚谈,那些身着青布长衫的老人都还健见,仍然是这个村庄里最受尊敬的人,手握毛笔,可以写下“而正心修身,深尊敬之忱,笃仁孝之情,善继善述,培根连枝,将延延绵绵…”的祭文。
他有家国之志想要抒发,纸和笔已备好,他的题词会悬于祠堂壁上。将来,这个家族中,会有哪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孩子会站在壁前,一个字一个字念来,记在幼小的心上。

我不能不想起自己。
我前年回乡,祖宅中的墙已经坍塌,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祠堂中祖上的画像早已不见,在我来不及记得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连同那卷祖谱永远地消失了。族人早已各自搬离,说不清楚去处。
北厦中的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已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也不知去向。
连八扇雕花的门扇也被偷走—-拆不动的木椽头子上的刻花也被凿下来。
只有大门口我幼年时天天坐着等奶奶回家的那只石鼓,因无法搬动而幸免,淹在满地的荒草里。
我们家族的那些老人,一个个去世,在去世前,他们的孩子忙着盖新房子和挣钱,没有兴趣听他们讲陈年往事。
我的历史,变成了一张张廉价的纸币,再也不会回来。
再也不会回来。
我想跟谁谈谈,可是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父亲小时游泳的河,早已变成黑黄色的干涸的泥浆,土地上都是造纸厂,纺织厂堆出的垃级,大片的枣树都快枯死了,…你跟谁去谈那一点点说不清的历史?
可是今夜,我的嫉妒之情是那么浓重,浓重得…有些酸楚。
连战是一个政治人物没错,这是为他组织的一场反复演练的祭祖也没错,可是他不回来,这个祭祀还是会在每年的冬至都进行,外地的游子必派代表回来,那些长衫老者在去世前会把所有的仪式托付给子孙,祭文里年年都有:“追源报本,礼不敢忘…”
大概是因为,一个丢掉自己的历史的人,也会丢掉未来,一个忘记“礼”的民族,也就忘记了敬畏之心吧。
清明,我没有来得及回去看奶奶,等这次直播完了,我会回山西,然后,带着一个dv和相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去寻找我早已失散的家族和历史。
也许,在回北京前,我还能找到一小块掉在荒草里的檐头,还有,带回一本县志。
我记得上面写过,我曾外祖父,一个八十多岁的乡绅,在日军进犯,要他司理地方的时候,躺在棺材里以示明志,还有他写下的诗当中的一句“曾因向日鞭葵花”
在我未来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要带他回去我满目疮夷的家乡,站在荒草从生的老宅子前,坐在那只石鼓上,教他记住这句诗,给他讲我能知道的那一点点家族的往事。
它是那么殘破,但是,一个人活着,就不应该丢掉。

老袁有话说

老袁看了昨天的博,说他有话说。

然后就发来了这篇稿,指名要在今天的博客里发。

本来想删去文字若干,但是言论自由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容忍对你无情的吹捧。所以原文照发。

明天我要自己去福建了,开始没有他的生活。然后我估计回到北京后,老袁,咱们得去百盛买很多东西。
 
各位柴迷,大家好!我就是昨天阿姐提到的老袁:)

在学校里大家给面子,叫我一声老大;在台里装可爱,大家都叫我小袁,不知怎么到我姐嘴里就成老袁了……

跟柴静初识是在今年的《柴静两会观察》,她的任务是做两会期间(两个星期)每晚的《新闻联播》和一个10分钟的专题节目的出境记者,这可真的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为此,我们制片人专门为她配置了我,全职负责柴静的后勤保障和各方联络,名曰——柴助。

我们每天早上大概6、7点钟出发,我一般提前40分钟从家里走过来等她,然后我们一整天都要奔走于人民大会堂,代表委员住的宾馆,甚至北京郊区。晚上回到台里,她还要给联播配音,录演播室,开策划协调会,到10点、11点我们才能回家。我回去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就睡了,她还要准备第二天的采访,写博客,所以大家在那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她的博客发于下半夜……我们每天晚上分手的时候我都要劝她一句“早点休息”,可我也知道,她从不听我的话。有一天晚上我们8点多开完会回家,她居然兴奋的对我说:“袁,我们太幸福了!”我当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

那天在电视塔采访一位政协委员,北京的初春天气还很冷,电视塔海拨200多米,风巨大。柴静先是用了半个小时出镜,接着举着话筒采访,我蹲在旁边举反光板,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左腿蹲、右腿蹲、再左腿蹲、双腿蹲……采访结束,我的腿全麻了,好一会儿都没站不起来。我穿着羽绒服,身上还是冷,双手就不用说了。柴静只穿着单衣,外套一件很薄的风衣,我看着她的小手被冻的通红通红,一直举着的胳膊刚微微的落下一点,她又吃力的举了上来,到后来我看到她举着的话筒在不停的颤抖,而她脸上还挂着自然的微笑,用心倾听,我的眼睛就湿润了……采访结束,我心疼的搓一下她的胳膊“冻坏了吧?”“没事,采访效果不错!”晚上录演播室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为什么我后背的肩上这么疼?”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瞎扯了一句:“可能是你的床太软了吧?”后来想想,是在冷风中举着话筒时间太长了!

柴静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特别强,很长的一段话,她出镜一次就能过,且非常自然。她采访时提问得体、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能抓住重点,且有深度。新闻敏感性强,由于第一次用柴静来包装两会报道,加上有多个部门参与,沟通协调不畅,节目的前几天,我们经常做无用功,或者柴静临时救火,现场策划如何报道,兼任导演,效果还很好。还有我怀疑柴静小时侯挨过饿,她早上从来不吃饭,来不及;中午都是盒饭对付,时间紧,再紧一点,午饭也不吃。晚上偶尔时间充裕,到食堂吃顿饭,她就乐不思蜀了,我们的记者刘鑫第一次看到柴静准时到食堂吃饭,曾光荣的宣布:这标志我们的节目进入正轨了!

柴静最大的特点莫过于爱丢东西,手机每天必丢,笔、笔记本、资料、包、衣服经常丢,还好都能被我捡回来,粉是彻底丢了,两会结束时,我们到百盛去买的。除了人不丢?这不,昨天也丢了。这句话有歧义,不能说“丢人”,是人找不到了,呵呵。不过昨天她还真“丢人”了,她采访一位台湾代表,结束时,想握手以示感谢,人家没注意到,柴静锲而不舍,再次伸直了手臂,大有不握到手誓不罢休之势,那位代表就是看着她的脸,看不到她的手,然后转身离去,那个叫丢人噢!现场直播,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还有一次我们从食堂吃饭回来,柴静忘带出入证,被兵哥哥挡在门口不让进,

“我忘带了,让我进去吧!”

“不行!”

“我是柴静,让我进去吧!”

这时有几位台里同事路过,给柴静作证:“这是主持人柴静,让她进来吧。”

“我认识你,但不能进,有规定”武警。

柴静灵机一动,拿着我的香蕉,递向武警:“给你,让我进去好嘛?”

武警忍不住,笑了,“不行!请示领导吧。”

这时柴静继续搞笑,背着手,蹦蹦跳跳的昂头对着监控摄像头:“哪位哥哥看到我啊?让我进去吧?”

一会儿,电话响了。武警接到命令:放行!

我们连声道谢,进去了,大笑……

跟柴静在一起的日子,很累,也很快乐!

史努比哲学

老袁81年的。

从两会到直播,我俩天天在一起。

每日清晨六时,他在楼下等我,冷风里站在煎饼果子摊跟前。晚上开完会九点十点,顺路把我捎到楼底下—不吭不哈,不离不弃。

他还负责我在工作中,一路抛撒下的笔记本,手机,粉饼…包括所有的证件。

我给他唯一的回报是在吃饭的时候给他要一小杯啤酒。

喝一点点,老袁的脸就有点慢慢地红啦,接着,他就有一点要说话的意思。之后,他会回忆回忆当初暗恋的小女生,然后,他会说一说他的苦恼,在办公室,他会主动愿意去做很多事,他愿意做—-可是,他是个实习生,好象…做的越多,会错的越多。

漫画里,史努比也有这样的烦恼,它说“一只小狗只有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才被人喜欢。”

呵呵,老袁,你现在已经睡了吧,趁着这会儿,把今天没来得及聊的话跟你说说吧。

我今天让你着了个大急,因为直播闭幕式的中间,我忽然不见了。

你四处找我,拎着我的包和手机。

我就在会场的最前面,那个不允许记者进入的区域,我是在人多的时候,跟在统一企业的一位代表身后进去的,一边目不旁视跟他闲聊着往里走,努力使自己的国语听上去象一个台湾来的陪同。

因为谁都知道,这次论坛来的是台湾商业的半壁江山,他们心态敏感,而举足轻重。可是今天,我们只采访到了裕隆的晋严凯泰。

之后一无所获。

因为他们永远坐在第一排,电视记者很难靠近的地方。

我坐在统一那老兄旁边,寻找着机会—离我最近是辜濂松。

辜振甫先生的侄子,台湾金融业大鳄。如大陆金融业能对台开放,他的中国信托会成长“100倍不止”—就是他。

直播的连线已经倒计时十分钟了,这时我回头看见你站在远远的地方,向我晃一张纸。

是说采访已联系张荣恭,不必再找了。

但是我还是坐在那个座位上,盯着辜的背影。因为张荣恭我已经采访过好几次,但是台湾商业界的大佬,我想听听他们的声音。

在宣布散会的一刻,我逆着人群迎上去。

“辜先生,请接受我们的直播访问”

老人家修养很好,一时间没想到推辞的话。

我扶着他手臂向外走,心里默算着时间,还有两分钟。

就在这个时候,江丙坤跟辜握手,我顺手扶住他“请两位这边走”

我几乎是挽着他俩的胳臂出来的。

只要往右走十米就到了,我已经看见沙千的机器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1米8左右的安全局的同志把我手里的人轻松截去。

因为贾主席要与他们握别,一边握,大家就出了门。

我跌跌撞撞,无助地跟在身后,记者区其他的记者已经站在机位前等着报道了。

他们两位就这样顺势被送出了门。

我也跟着探出去—-还来得及,来得及,也许我可以把他从台阶上请回来,只要我能赶到车开过来之前只要我足够快我—-

就在我的一只胳膊已经伸出去的时候北京饭店一位小姐非常决绝地在外面把门顶上了。

“要直播” 我使出最大的力气往外推。

“我不能让您出”她的劲儿真大。

等我终于在这场两个女人的决战中占了上风,推开门的时候,巨头们的车正绝尘而去。

等我返身冲回直播点的时候,其他的频道已经开始采访一些立委和台商会长。没有人来得及怪我,因为连线在我站稳的时候就得开始。

直播,也许是一个最不能犯错尤其是自作主张的错误的时候,但是,不试,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是个错误还是惊喜。

明天,在人民大会堂,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会再试试。

老袁,看好我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