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2月 的存档

政治因为传播才成为政治

每年两会要来,都有各形各色的节目与信箱开通,尽两会与民众沟通之责。

但十数天后,统统关掉。

每次这种众声喧哗之后,一下子龙头关得那么彻底,关得滴水不漏,让我这个身在媒体的人,也觉得荒诞。

朋友在MSN上说“你可以了解一下美国的C-SPAN,看看人家美国记者怎么报道国会。”

电视台?

我只听熟了CNN,ABC,CBS,PBS,FOX…C-…什么?

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议员埃里奥特说:“我不相信公众对我们政府的信心会有所改变,除非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怎么做。”

他的意思是,信任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而理解从哪儿来?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目的和行为的清晰的认识。

他说:“电视摄像机,我相信,可以提供这一清晰的认识。”

C-SPAN(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以报道国会事务为主,一共拥有三个电视台、一个电台和一个网站。
它最基本的一项任务,就是向观众提供美国参、众两院以及其他讨论决定公共政策机关自始至终的工作过程。

他们做的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在这些地方架起摄像机,把公共决策的全程录制下来,在自己的有线频道全程播出。

它的创始人拉姆说“我们的任务是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提供一个机会来从头到尾地观察某些重大事情。”

C-SPAN很有意思。

他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界定为记者,但在他们的工作表里没有“编辑、评论或者分析”。

C-SPAN的工作人员从不对摄像机中的场景进行剪辑、评论。它强调要把事实和意见分开。

记者即使面对摄像机也从不报告自己的姓名,而是通过报道开始前的旁白或中间打出的标识来区分不同的报道者。

这是他们的价值观—-尽量不以单个记者、编辑的个人喜好来影响新闻的取舍,而是真正成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拉姆所创造的是一个没有剪片房的网络,他说“C-SPAN是仅有的能够让有些人站在麦克风前,不受干扰的表达他的思想的地方”。

每天早上有几个小时的”call-in”, 公众打电话进来,分共和、民主、独立三派,就时事进行讨论,与记者和政治人物交谈。

拉姆说“我所做的只是帮助你在场。”。

朋友把它的网址发来http://www.c-span.org/,说“注意它的网址是.org, 美国只有非营利机构才能用org”
这样一个报道公共事务的电视台,不是由政府资助的,也没有象CNN,CBS那些有线电视网一样,有大的垄断财团的支持,它甚至没有商业广告。

C-SPAN的全部收入来源于当地6300万有线电视用户。

“作为各有线、卫星电视公司经营的基本条件之一,它们必须把c-span放在“基本付费频道“里,这是法律要求。”朋友说。

这就决定了C-SPAN的新闻取材、新闻制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用户为中心来运作的,不受政治势力的左右,也不被垄断财团控制,有机会形成真正的“意见自由市场”。

C-SPAN从不播放商业广告和制造政治明星,甚至,在1995年,C-SPAN未做任何辛普森杀妻案的报道。

杰克·尼尔森说,“也许它不是新闻,但它一定是传播,它向我们传达了政府真正在干什么。”

而我们在传播学课上都学过—–政治因为传播才成为政治。

拉姆原先是一个政府官员。

约翰逊总统时期在白宫和国防部都干过。

是一个这样的人,耐心地把这个服务于公众的电视机构作了二十八年,不为了收视率,挣钱和被白宫表扬。

他说:“我忠实于历史,我们的电视网也属于历史。我们喜欢像历史学家那样塑造它。”

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立场呢?

斯宾诺莎说过“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一毫米的敬畏

大伙吃饭。

有人说故事,说当年琉璃厂文古斋的掌柜给蒋介石贺六十寿。

送的是仿故宫武英殿里的一对乾隆官窑黄地青花九龙瓶。

派人去武英殿摹绘,又特为在景德镇自己的窑里秘密烧制。

“胎质、釉色、绘工,甚至“手头”(重量)都与原件一模一样。”他赞,“谁也看不出来。”

只不过烧制的人在款名的字上,故意短了一毫米。

这个从商多年的男人说,“一定得做假的时候,要知道留有破绽,以示敬畏。”

爱照镜子的猫

小弟弟爱哭,哭起来脸向天,只剩一张嘴。

一哭,大家都笑“这么大男孩子还哭?”

今天从书包里掉出一张纸条。大家疑心他上课开小差,他立刻瘪嘴“不是我写的”

“行,不是你”大人嗤嗤轻声笑。

他脸一皱。

“你们不相信我—”眼泪扑落扑落就滚下来了。

我去房间劝他。

他突然爆发“我受不了这个世道”

“什么?”我又惊又笑。

他激动地有点语无伦次“老说我,老说我,我们班黑帮老大也老欺负我。我六岁就出来,别的小朋友可以向父母学,我只能自己想着去做,一错了,大家就总是说你是错的,你是错的”

他从小离家,小学换了五个学校—-一直在找更好的。

我哄他“也许是因为他们给你的期望比较多”

“可是没有人鼓励我。”

他住校,每个周末要报奥数班,下午是英语冲刺班,加上北大附中的培训班,还有专门的四驱车教练到家来辅导—如果拿了全国冠军就可以在小升初的时候加分。

他们班上有个孩子拿了四十多个特长证,还有孩子已经过了英语四级。

这一年,我们再没去游过泳,打兵兵球也很少。

“大姨说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要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必须是痛苦的吗?”

“嗯…大家都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

“可是这个过程太痛苦了。”

“你是聪明的孩子,会度过去的”

刚干了的眼泪,又顺着脸挂下一行“我笨”

“谁说的?”

“聪明的孩子是会解题的孩子。”

“不是啊”

“老师就是这么想的,只有好学生是学生,我们不是学生,我们就是坐在这个教室里的人。”

十二岁的孩子,一边哭一边给我讲道理“姚明红了,可是要都培养中锋,那后卫谁培养啊?”

我想笑不敢笑。

“姐姐,你小的时候,有人鼓励你么?”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姐姐说不出话,把他胖脸蛋上的泪水擦了又擦。

                  

 三

有一天我偶尔跟他讲起我做的节目《心灵的成长》

里面有个小胖子叫宋禹。

宋禹的心理医生说“他这么爱吃东西,是因为他每次感到愤怒的时候就用吃的堵住自己的嘴”

他点点头,很严肃地说“姐姐,所以我现在才变成了个胖子”

他紧张地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要到十二点才能睡着。嘘…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姐姐,哭是一种发泄,不发泄我就受不了了”。

 四

春节大家出去玩,他要在家把英文背完。

我走进他房间。

他从椅子上抬起头,冷漠地看着我。

“我给你把车拿出来玩会儿”

“不用”

“为什么?”

“都已经锁起来了”因为他没拿到全国冠军。

“那你看会儿电视好不好”

“没意思。”

他放下书,以一个成年人的冷谈说“别管我了,你们去吧”

留下我爸陪他。

我爸哄他“咱们去放炮吧”

他跟我爸说“大伯,我抑郁了,不想活了,你不是有安定吗,你给我几片安眠药吧。”

他刚来我家的时候9岁,留着细细的刘海,笑起来雪白的大板牙。

那天下雪,我牵着他手去吃饭。

一路上他从石油问到外交,又问“姐姐,雪地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小窟窿?”
他爸终于说“你哪儿来那么多问题”

他狡猾地笑“她不是记者吗?记者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就是想考考她”

三年过去了。

每次他回来的时候都缩着脖子,挨着墙跟进来,回屋子把书包放下。除了考试好的时候,跟谁都不爱说话。我没有见过他去跟楼下的小朋友玩过,他也从来不给同学打电话,也没有听他说过想念谁。

今天他突然跟我说起一个漫画“有只猫,最喜欢照镜子。”

问我“姐姐,你知道我为什么最喜欢这个漫画么?”

“嗯,因为它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对了”他说。

我想起节目里宋禹每天用毛笔写在镜子上“你是帅哥”,然后再用水泼掉。

我呼噜呼噜他的头发,“姐姐永远是你的朋友呀”

他点点头,开始在屋子里团团转,热切地不知要找点什么送我好。

“姐姐,你小时候不是不能看书,只能看字典吗,我借书给你看。”

他手忙脚乱地把书柜打开,把书一本本抽出来,堆在我身上。

《时间简史》《诺贝尔奖得主写给小朋友》《比尔盖茨给小朋友的信》

是他最喜欢的三本书。

我抱着这三本书进了电梯,忍了好久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如果你此时仍在网上

祝福远在埃及吃着抻面片的杨大春,和所有独自度过除夕夜的人。

新年快乐,不管你身在何方。

季羡林:谁觉得自己是大师,他就自己承认好了

各种原因,今天才把季羡林的场记拿到,说好细说的,让大家久等。

     他96岁,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每日清晨4时起,坐在床上拿只放大镜,用钢笔写“比较文学史”。手边一本书也没有,不用查资料,“写了一辈子,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医生不让他下地行走,骨髓炎,据说是跟十几年前一件事有关。

     那年他78岁,要去开会,发现被锁在家里,1米8的高度,他比划下自己1米72的身高,就跳下去了。后来检查骨裂了。

     同去的女孩说唉呀。

     他带点炫耀的自嘲“有点冒进,有点冒进”

     这个宣统三年出生的人。经过清朝,经过袁世凯的洪宪,经过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到解放,一直到走过“手臂举起象树林一样的天安门”…说起这一段,还是象个孩子。

     医生一共只让我们聊12分钟,所以在临别时才跟他谈起胡适,他谈兴很浓,说到当年批判胡适,他写文章为胡正名,出发点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学术,也不谈旧情,只是因为他觉得胡适是个“好人”

     “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评价一个人,过分不好,歪曲也不好,而且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由发表他的意见”

     他谈的都是常识。

     可惜常识是这个时代稀缺的东西。

    

   

         “摘帽子的目的就是不骗人”

    记者:前阵子您写的文章,大家都很关心,说要把您脑袋上的三顶帽子摘掉,一个是国学大师,一个是学术泰斗,还有一个是国宝,您这个帽子都戴了十几二十年了,干嘛非摘不可呢?

    季羡林:实事求是,这三顶我都不够,不够戴着干嘛,辞掉。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您是谦虚了?

    季羡林:不是谦虚。我这个人不会假谦虚的。

    记者:您说实事求是,您说您不是国学大师,很多人觉得…

    季羡林:那太过分,我不能说我一点工作没做,做了点。不过跟大家给我的评价有距离。有距离不好。我是希望,讲实话。我有两句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假话真话还能分别,就是不骗人,摘帽子也是目的,就是不骗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记者:您戴这个帽子,戴了十几二十年了,为什么前些年不摘掉它呢?

    季羡林:我从来没承认过。文章也不是现在写的。我始终也没认为自己是大师。没有这么认为。

    记者:您之前听到别人这么称呼您,您是什么感受?

    季羡林:称呼我,感觉到毛骨悚然。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季羡林:国学大师,我说我国学小师也不够,大师不毛骨悚然啊。

    记者:很多人说您学贯中西?

    季羡林:学贯中西看什么,低水平的也可以那么多。中国稍微知道一点,西方也知道一点。说什么高水平,那不敢说,天下英雄多得很。

    记者:您说过,把这些泡沫去道,露出真面目,您说的这个真面目是什么呢?

    季羡林:真面目,就是把这个桂冠摘掉,这就是真面目。戴着桂冠是假的。

    记者:您说它是假的吗?为什么这么说?

    季羡林:不够啊。

    记者:怎么不够?

    季羡林:怎么叫泰斗,全国人才济济,比我强的有的是。怎么我就成了泰斗和国宝?我这个(叫法)都有来源的。来源也不讲了,泰斗,是从前有一个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北大校友,好多年前了,他在北大开会,我们那时候正讨论国学的问题。所以他选了我,叫大师。我说我有一点技术,小师都不够,怎么够大师,所以干脆都不要。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欺骗人。

   

    “谁觉得自己是大师,他就自己承认好了”

    记者:但是很多人觉得,如果您都认为自己不够大师的话,中国现在学术界不就没那么繁荣了吗?

    季羡林:那是另一个问题。谁觉得自己是大师,他就自己承认好了。反正中国学术界,有人才。

    记者:可是连温总理都尊称您是大师啊?

    季羡林:领导,那是鼓励一下。

    记者:在您的心中,谁是大师?

    季羡林:我也不敢说。大师,不是哪个人封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他没有一点什么成绩,人家也不会叫他大师,有点成绩的,咱们国内还是不少的。香港也有。

    记者:比如说?

    季羡林:香港饶宗颐就是很好的角色,饶宗颐。香港的。

    记者:好多人觉得,学术界需要有您这么一个行业的象征?

    季羡林:也不一定需要。反正学术界,首先是要爱国。我有八个大字,爱国、孝亲,孝亲就是尊重父母,尊师,尊重自己的师长,重友,朋友要尊重。就这八个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够这八个字,也就是好人了。  

    记者:您为什么比较回避,比如学术上对您的成就的判断?更愿意谈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些标准?

    季羡林:不是回避。我并没有回避。就是还本来面貌,自己的。不是回避。因为那个不是坏名声,大师,国宝都不是坏名称啊?有些人愿意戴就戴。我自己觉得不够,所以我就辞掉。

    记者:可是有人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学术繁荣,需要大师?

    季羡林:需要?倒不一定。因为每个人自己努力,就够了,要什么大师。

    记者:现在好多学校甚至把培养大师当成是一个指标?

    季羡林:每个人我想,过了18岁,都有常识。哪个好哪个坏。用不着什么国宝,什么大师。

      “旧的帽子没摘,新的帽子又戴上了?”

   

    记者:很多人觉得高帽子只是一个小事儿,有必要这么认真吗?

    季羡林:高帽子不是小事,不认真不行。不认真你就承认了,自己是什么大师,那不行的。

    记者:为什么不行?

    季羡林:应该把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弄虚作假,一个人难免的,哪个人也不难免的。装模装样,可是一个人永远装模装样,这个人要不得。所以我也并不是永远不装模装样,有时候也装模装样,不过装得太厉害了,我不干。骗人也骗自己。对谁没有好处。咱们这个社会,讲和谐社会,这是对世界一个很大的贡献。现在世界缺的就是和谐,可是在这个社会里边,每个人,应该尽可能地把自己真面目表现出来,才能真和谐。

    记者:您为什么那么强调这个真字?

    季羡林:都戴着假面具怎么讲和谐,每个人的假面具都去掉。有时候,有人戴假面具,我也戴,可是我总觉得不应该。应该是和谐社会,把真面目都显出来,每个人都戴假面具这叫和谐社会吗?你想想行吗?和谐社会源于真,真是第一,真、善、美。要不然不是和谐,假的。

    记者:您知道,您把文章后来登出来之后,很多人这么评价您,说您是道德楷模,说您是精神领袖,您怎么看?

    季羡林:不是。什么领袖啊。都不是,我自己领袖不了,还领袖别人呢。

    记者:  所以有人说季先生旧的帽子没摘下来,新的帽子又戴上了?

    季羡林:应该都摘掉。和谐社会,就要真。要不然这个和谐社会是假的。咱们要真。是好是坏,就是要真。装模装样,只能痛快一时,我们这个社会不允许那样。

        记者:您说您要还自己真面目,您希望这个真面目是什么?

    季羡林:真面目就是我有多大力量,就使多大力量。不要超过,也不要说什么都没干,那是假话。我是假话不讲,真话不全讲。

    记者:为什么不全讲?
    季羡林:你怎么全,真话都讲出来,能做到吗?没有人做得到的。总有点保留,我对某一个人,好些人都有评价,可是我不用说,说出来也没有用。用不着说。到了时候,一个人的评价,自然就出来了。这是老百姓的意见。

no money,no good

“你见过星星么?”
“没有”。
“你见过白云么?”
“没有”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这是6岁的山西人王惠琴眼中的世界。她闻到的味道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9倍。
离她的教室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100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
不过,就算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空气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在只有灰黑的世界上,她的红色棉袄是唯一的颜色。

山涧很深,翡翠色的河流,乱石耸动,是远古以来河的面貌,两岸是稠绿的原始热带森林,千百年的巨大榕树从极高处垂下藤,到底部已经非常细了,叶子青嫩细小,一点点接近水面。
面包树的树干上结满一球球红色的果实。
“是长来给鸟吃的”划船的男人说。
两岸都是香蕉树,果实尚青。
他收起桨,要我们拿好东西,别让附近的猴子抢走。
船一拐过弯,有群年青人,架在悬崖上凿石刻,十数米的石壁,绵延不尽。钉铛声在山间传很远,有男子赤身站在河中间,弯腰鞠起一捧水喝,铜色的小臂坚实虬劲。
抬起头,阿勇河上空群鸟乱飞。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裕河。
“这还是河吗?”我问山西环保局的副局长。
“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
河水是黑色的,上面是七彩的油污,工厂的工业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个河的断面苯并芘超标220倍。
“山西60%的河都是这样”他说。“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
就是说,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他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治不了。”
“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来不及吗?”
“不行,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破坏了,雨水根本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四


普通的三口之家,开着吉普车,前座上坐着浓眉重睫的小女孩。
院子里是每家都有的小龛,供着印度教的神灵,或者是象与猴,女人在它们的耳边簪上鲜红的扶桑花,妩媚之极。
门口是雕像,木雕像是男人与女人的交欢像。
旁边是花盏,一个石雕的矮挫男子,搂住一只大石缸,里面种满肥绿的植物,直溢出来,挂到地上。
我们路过一处,男人们正在一级一级的台阶上铺上白色的赤素花,肤色浅黑的男子在我耳边也戴上一朵。
                      

王惠琴的村子已经至少三百年了,禇红色的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
村里的老房子基本都在,砖雕繁密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没有人管。
村子没有生气,土地都卖给厂了,男人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
看到我们歉意地拿布擦坑沿“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
这个村子被五个工厂紧紧裹着,因为离村子近就是离公路和电近。
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不可能搬,煤焦的比重占到孝义GDP的70%—-它要冲“全国百强县,它的县领导正在被提拨的关口上。

只有村民搬。老村子都拆。
“搬哪儿去呢?”这个县城光焦化企业就47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38家,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
“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人上来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
“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
他们吵起来了。
我问那人“难道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
“习惯了就行了”他说“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
“你在这个厂子工作?”
他勉强地哦了一声。
“一个月多少钱?”
“一千”
“一千块钱,这么过,你愿意?”
“愿意”
                       


“2月1日,晴
中午在莲花餐厅吃饭,我一到那个地方就有强烈的童年的感觉。
郝笑我,你们山西有这个么?
她是说这些华美的印度教寺庙,几百年的巨树,落英缤纷的荷塘…
不,不是指这个,而是—-象现在这样强烈的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的色彩,还有动物的啼叫。
那是我在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的记忆。
其实人离不开这一切—-离不开自然和美。

污染会死人,会毒害人,但是最让我感到痛苦是它让人失去w人原本应有的一切生活方式。
巴厘岛的人住在几百年的石头房子里,他们每天清晨都砍下新鲜的枝条,把叶子编成齿状,把悬垂的花朵挂在窗前,每天视如无睹地走过华美的印度洋的黄昏,而我的同胞,祖先们盖起的房子要被拆迁,河流里早已干枯,流淌的都是化工企业的污水,人们呼吸着焦油和强致癌物。
人应该怎么生活?
人到底应该怎么生活?
我只想写下美,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窒息,就象我还没有离开孝义?在黑夜里会咳嗽到醒。
巴厘岛的人为什么会耐心地照料每一处房屋,每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有安全感,放心地把子孙后代都交给这个土地。
我的土地上,有人有这样的安全感么?”

                       


漂流完,是谁对划船的工人说“你们真幸运,生活在这里。”
他一笑,说“no money,no good”

回来了

山西出差一周,休假一周,河北出差两天,都无法上网,连节目也错过预告与回复,歉。

留言里有人责怪,“应该出必告,反必面才对”

这是拿家人之礼待我,呵呵。

大家都好?一腔话,慢慢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