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刚回来，突然想起，今天晚上新闻调查播节目，就在一个小时之后。
三年前，老范说过这个题，被我否了—-因为很多技术问题。
两年前，我坐车路过台门口，看到一群人，拿着很多照片站在那儿。
车已经拐过世纪坛了，还是跟司机说了一声，回去看看吧。
然后我认为她是对的。
接下来两年的时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开始，又不止一次地停了下来。
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一期节目，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完成，又最终以这样的面目示人。
在香港看不到一套，我无法对它作出评价，听听大家的吧。
2007年05月 的存档
南方都市报要把这里的文章整理成专栏发表，问我是否愿意回答—-为什么要写花这么多时间写博客？嗯，就写了这小段。放在这儿大家看看吧。 
一
I FC是香港中环的一个商场。
我跟郝出大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大门口，明明有遮雨蓬，还是有四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站成一排，为出门的顾客打伞。
60岁左右的老先生是管理处的，看我不解，指给我往上看。
透明的玻璃遮篷是钢架的，昨天有一块刚刚修，接缝的地方有一条很窄的线，雨珠聚在一起，就会滴答地落下来。
快走几步，是可以避开的。
但他们沿着那条漏雨的缝站着，大门口的那位还要时不时踮着脚尖用伞去够调皮的踩水花的小朋友。
旁边还有两个女工，把地上的积水随时拖掉。
雨下了一下午，他们已经在这里站了至少四个小时了。
“你们这么做是因为有客人投诉吗？”
“不是，是怕客人衣服弄脏。”
“是老板要求吗？”
“不是”
“有加班的费用吗？”
“没有”
“你们要在这里站多久？”
“看雨下到什么时候”
“那…这么做是因为要宣传商场的形象吗？”
可能是我问的多了，老先生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作这个工作的嘛”
我们明天赴港采访，有事情找你。请把你的联系电话用悄悄话留给我。
很晚回到家，才知道方舟子先生就上一篇文章写了评论，把他的文章转贴如下，并作一些相应的解释。
1 “世界再生大会的最高奖”，在我的文章里并不是直接引语。裴先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这个消息来自我在网上查到的文章
http://news.tom.com/1002/20050607-2199463.html。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2
方先生担心“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遇到重大挫折”，关切之情可以理解。但是我想，把科学问题唯技术化，而忽视对伦理学的边界，生物安全的边界的思考，忽视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带来的危险要更大。否则爱因斯坦不会为他自己曾在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应抢在纳粹之前研制出原子弹，而感到懊悔。
晚年时，他说过“别把理智看成我们的上帝，它当然有强健的肌肉，但没有人格，它只能服务…理智对方法和工具有独到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
3
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是自知无知，并且勇于质疑和批判，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对自己研究有疑问和自省，就被认为是“误导公众”，甚至要“
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继续资助裴研究员的干细胞研究项目，”那么我想这个结论可能是粗暴和不公正的，而且也可能低估了
公众的智慧。
我不敢说中国科学的希望在哪里，但我想它并不在于对效率和成功的狂热崇拜。
4
这只是一场在飞机上的私人谈话，我本人并非科技记者，而且因为不是报道，只是博客，所以谈话的某些细节根据记忆而写，发这篇文章之时
也未得到裴先生的核实，如果方先生是想就具体的科学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所写的东西不足以作为裴先生全部观点的凭据，您需要从更多的
途径来作更准确的了解。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助您联系裴先生本人。
并非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方舟子
昨天晚上有网友转来央视名记柴静的博客文章《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我当即写了一篇反驳，拟留到报纸专栏上发表。今天见到此文
已被广泛转载且有了不小的影响，觉得有必要先说几句。
柴静文中转述军事医学科学院负责干细胞研究的研究员（即裴雪涛，喜欢对行外人士说自己获得“世界再生大会的最高奖”以证明自己的
权威的就这么一位。行内人士都知道这种奖的含金量）有关干细胞的话有根本的错误，很容易引起公众对干细胞技术的误会：
一、14天的胚胎的细胞刚刚开始分化形成三个胚层，神经组织此时还没有出现，是不可能像裴研究员所说有什么神经系统的反应的。
二、人的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材料用的是5天的胚胎，只是一团针尖大小、没有分化的细胞。除了狂热的宗教人士和对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一无
所知的人，没有谁会认为那样的一团没分化、没感觉的细胞是一个人。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这种胚胎在生育诊所被扔掉，不知为何没有人对此也
煽情一把。如果有人要以这些胚胎细胞如果植入母体有可能发育成人为由认为它们是人，那么以同样的理由我也要求把每一个精子都当成人来
看待。
目前有关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主要是在美国发生，是美国宗教界中的极端保守派在小布什的支持下挑起的，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这是其他国家在这一研究领域赶上美国的良机，美国科学界对此痛心疾首。美国社会的主流、美国国会的大多数也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
，只不过小布什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滥用其总统否决权。中国科学的发展受到的阻碍已经够多了，难道还有人嫌不够，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
，还想再加一道宗教的束缚？
鉴于裴研究员对干细胞研究的目的心存疑虑，甚至怀疑是否会“毁灭人类”，显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和意愿来尽力推进干细胞研究，不适合
于继续领导这一课题，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继续资助裴研究员的干细胞研究项目，否则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纳税人的钱就
有可能被滥用掉，中国干细胞研究有可能受到重大挫折。
连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都在怀疑该研究的合理性，发无厘头的感慨误导公众，中国的科学怎么还会有希望？
飞机上。
我跟老范聊要作的重庆公交的节目—体制的问题在哪儿，到底采访哪个部门，拿支笔在纸上划来划去聊得正热闹。
坐在我右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能插句嘴么？”
我们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你是新闻调查的吧，你们报道这样的事故，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是因为太多了么？”
“不是”他说，“是你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死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
“前两天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美国的媒体采访了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照片，包括凶手。还有纪念的人群写给枪手的留言，‘我对你的同情胜过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全部投注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最谁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定，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作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禁止克隆人的政治宣言”，我国政府和比利时、英国等国家是投反对票的。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起算？”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7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
《女王》拍的是政治，不是人情。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看完之后问“那么女王到底对戴安娜去世感到悲伤吗？”
有一个人嘲讽式地在下面跟了个贴“不会比对那只鹿的更多”
那些堆放在白金汉宫门口的花，和所有电视上为了戴安娜露宿街头的人，女王感到的只是民众的力量，而不是爱。
这不奇怪，“从不在他人面前流露自己感情世界”的女王，她的生命哲学是“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下去，而不是为了讨人喜欢”。
所以，尽管她为此痛苦，但她从来不会去问—–为什么人们会爱戴安娜胜于对王室的忠诚？爱一个只不过给王室带来羞辱和丑闻的人，一个性格中有无数明显的缺陷的人？
二
戴安娜出道之初是个红脸蛋的乡村女孩，补考都不及格的高中辍学生。
她自嘲“脑小如豆，其笨如牛”。
她咬手指甲，算命，象每个女人私底下都常做的一样。
但人们喜爱她的笨拙胜于喜爱她的风姿。
她在电视上说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不管政治家和学者怎么分析，全世界的普通人和她一起颤抖—-这是一个为丈夫另有所爱而痛苦，甚至想到自杀的女人，但她决心勇敢地寻找自己的爱情。
她的情人写道“她常指给我看餐馆里的其他女人问她们是否漂亮，我是否对她们想入非非，想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羡慕甚至嫉妒这些女人，她深知自己错过太多”
她象每个家庭妇女一样，最爱看电视连续剧，“她多么羡慕酒馆里那些常客，他们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电视机前被她的美丽迷醉的人，很难理解，她在每次出席公众活动前要哭泣很长时间来克服自己的羞涩。
她总是认为自己不值得为人所爱，但也是这样的痛苦，让她可以理解弱者。
她有过无数与艾滋病人，与南非的儿童拥抱握手的镜头，
纪录片里，一对普通英国夫妇讲他们患绝症的女儿如何想见戴安娜一面，戴安娜来了，她对那女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一定很愤怒”。
没有经历过痛楚与绝望的人，就不会对人有这么深的理解。
三
所有的人谈起玛丽莲·梦露，都以为她靠着性感与绝色赢得人心。
她在1955年的时候，画过两幅画，其中一张是一个小姑娘，穿着破旧的衣服，一只袜子滑到脚脖子上。
她把这张画叫《孤独》。
她穷尽一生克服内心被弃的恐惧，以至付出绝大的代价。她的丈夫阿瑟·米勒说梦露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怜的女人”
纪录片里她的一位女友说到她们在海边度假。
清早起来，看到梦露赤裸着在窗前看日出。
她情不自禁地说“我愿意牺牲一切变成你”
“不不”梦露转过身略带惶恐地说“我愿意牺牲一切变成你—每个人都那么尊敬你”
很少人知道她写诗，她只在“最灰暗的时刻”写：
“生命
在寒风里像蜘蛛网一样坚固
虽然悬得几乎要掉落
但却仍然恒在
珠状的射线的色彩
我只在画中见过”
也许有人认为她是靠着那张撩起裙子的画而传世的，实际上，性的吸引力永远是短暂的，一个懂得生命如同蛛网的人，才能唤醒人的心底最脆弱处某种不朽的憧憬。
四
美国最著名的脱口秀的主持人叫奥普拉。
２２岁的时候，她是巴尔的摩电视台最年轻的节目主持人，“当报道情绪波动剧烈的新闻故事时，她经常不得不忍住眼泪，电视台经理让她坚强些。极度敏感是温弗瑞的弱点，她的脆弱使她无法成为无动于衷、冷眼旁观的报道者。”
等到她转行做谈话节目主持人的时候，她在节目中公开谈及自己9岁时被强暴，14岁生子并看着他死去的经历。
她的节目是全球最成功的脱口秀节目，她是“全球最具权力的100位名人”之首，所以节目经常被我的同行拿来学习，学习之后通常的反应都是“没什么呀…也没什么妙语，也不见得多机智…”
尼可·基曼和汤姆·克鲁斯离婚之初，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她选择了奥普拉的访问。
在那段录相里，她开口之前，作了一个小小的动作—-她伸出手去握住了奥普拉的手，以便使自己获得勇气对现场的观众说出下面的话“我度过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人们对奥普拉的信赖就是她的权力。
这种信赖来自于人们知道—这个人也同样承受过生命无边的黑暗。
五
我当记者，是因为1998年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的一个16岁的妓女。
拍了她去村公所堕胎，听客人讲人生，发高烧，挣钱养男友…最后一张，是她赤着身体，躺在月光里，看着我的脸。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地做记者，唯一的要求是希望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
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
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那个需要采访的母亲不接受我的采访。
“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
我呆在那里。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望着他。
他转身之前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
可能是看见我不明白的神色，他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是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
然后他走了。
我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就那么呆在那里站着，天慢慢地黑了。
屋子里下着帘子，我看不到那个妈妈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吧。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可能孩子先吃完了，到院子里来了。
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说话。
那个妈妈过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牵了一条狗，看着我。
然后说“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今晚，我找出当年的报道。那篇文章里，22岁的女学生，还无法完全理解和写下这位母亲在暮色中说出的感受。
是因为那时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也还不知道人生里无奈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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