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一天陆川的新电影约着去聊聊，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作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在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
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象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一样。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暴郁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
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
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 2 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 3 ABCD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
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纪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
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
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
“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七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帐没有一点好处”
“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朝日新闻》的编辑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八
在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17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
我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为什么让我们而不让那些随便发动战争的人反省？
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象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么？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