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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的存档
今天下午北京很特别。
有人在msn上说让他想起十五年前在凉州，“满天沙尘，骑马跑过腾格里”。
我在十八楼，窗大开着，满天阴霾，野风吹着，窗帘都卷上天了。鸟尖叫着窜过去，音响开到最大，听崔健的《飞了》，听得我心都抖了。
他说“你干嘛听他？”
“来劲呗”
本来想写点东西，不写了，纪念一下这来劲的感觉。
一有一天陆川的新电影约着去聊聊，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作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在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
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象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一样。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暴郁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
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
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 2 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 3 ABCD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
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纪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
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
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
“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七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帐没有一点好处”
“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朝日新闻》的编辑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八
在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17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
我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为什么让我们而不让那些随便发动战争的人反省？
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象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么？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
一
小时候上历史课，讲到鸦片战争，老师的讲法都是“中国军民始终不怕牺牲，英勇抗击侵略者，但是，我们使用大刀长矛，而对手船坚炮利，所以虽然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仍然难逃失败的厄运。”
其实，清军是有火器的。
二
比如枪，我们在电影里常看到的鸟铳。
有多长？2米01.
射程，100米。
射速，1到2发一分钟。
风雨天点火效能极差。
英军用的是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
枪长1米16，射程200米，射速2至3发一分钟，有枪刺。
清军的鸟枪是从1548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改装而来，比英军落后200多年。
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论坛里很气愤地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为什么找不出5000人与英军拼刺刀？”
—答案很简单，因为鸟枪太长,没法再装枪刺。
三
但让我吃惊的是，清朝当时其实是有燧发枪的。
不过有严格的规定，只能用作御用枪。
京营八旗用的枪其次，再次是驻防八旗的枪，最次就是绿营的鸟枪。
这种梯次质量配备，是为了巩固统治，以驻防监视绿营。
但这种方式，却使清军的主力—绿营在鸦片战争中以最次的装备应敌。
四
炮也是。
鸦片战争中，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整场战争中，清军未能击沉英国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千疮百孔。
单就炮弹来比，英国用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清军用的都是效果最差的实心弹。
奇怪的是，今天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存在宫里的清初的炮弹全都是“开花炮弹”（爆破弹）。
但是当时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当时的造炮专家黄冕，连“开花炮弹”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这种技术百年来只被御林军专有。
久不使用，藏于深宫，连统治者本身也都忘记了。
五
就这样，清军以差距两百年的武器装备实战。
这些烂武器本身也陈旧不堪。
一只鸟枪，用几十年极平常，甚至有使用了166年没有更换的，我的天。
就这样的鸟枪，还因为军费限制而数量不足呢。
火炮也是这样，日晒雨淋，炮身锈蚀，到鸦片战争，多是清初铸造，有的甚至是前明遗物。
因为在大清的武器装备体制里，没有定期报废造换的更新制度。
六
这个体制，首先规定各种武器的型制，再按此规定制造工艺，再按此规定工价，料价。
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新技术，新工艺又因为不合规定而被排斥，最后又用权威价格将一切新因素封杀出局—-不合规定不准报销。
七
物价，工价一直在涨，兵器制造的经费却是固定的。
比如火药，雍正朝，每斤银2·6分，到了嘉庆年间是每斤银2·1分。制造者无利可图，反而亏损。
但是任何商人，从本能上绝不会做亏本生意。
为了防止赔累，偷工减料成为必然。
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新制大炮40位，结果在试放过程中炸裂10位，炸死兵丁一人，炸伤一人，另还有5位火炮有其他问题。他检查炸裂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
为了能偷工减料，贿赂验收官员又成了公开的秘密。
魏源写过“中国之官炮，之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腐朽不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敌寇？”
八
我们从小苦背战争发生的年代和地点。
听到的，往往是一句话的历史。
鸦片战争对我来说一直只是一个模糊的年份和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直到现在，才因为工作需要，制作香港回归的节目，回头去看这场战争。
才在“奸臣-忠臣”“投降—抵抗”“卖国–爱国”的教材模式之外，去了解数字和事实，才在传统史学“善善”“恶恶”的宣传功能之外，看到历史学的另一种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茅海建说“这是它最基本的价值。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文章资料依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
夜读纽约时报晚清期间的报道，很有意思，简单摘录一点大家看看。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
美国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二
李鸿章说的报纸其实是宫门钞，后来的《京报》。
专载官吏升迁，设置，奏折的内容。由民间的报馆，从内阁领到之后，分写成数百本，分到各衙门，各大员宅第，或者用黄皮报，活字排版，很便宜地以2钱的价格卖给平民。
当年我的新闻前辈是“报夫数十名，都是山东壮汉，蓝布长褂，蓝布长袋”。
1869年的新闻有据可考的有这么几条—-
“官府开设粥厂救济穷人”
“前线将领请假省亲，孝行堪作天下表率”
“皇上拟亲往圣殿上香求雪”
“平定乱党，立碑纪念”
…
三
收录的唯一一篇有”舆论监督”色彩的，是报道一位姓袁的御史的奏折。
“他称目前科举考试的成绩已被忽视，大清的文官制度正日益腐败。
自从20年前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封官加爵作为奖赏已成了大清政治生活的陋习，并且被广泛运用。
有些人只要花钱，未经任何考试便能得到功名，这些人贿买县令和道台，但实际上，为国家作战的伤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寒窗数年的读书人不能公平地取得一官半职。
报稿最后总结“袁的奏折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一呈请皇帝检查大清监察制度在纠正权力滥用过程中的影响 二以法律形式保护必要的文化考试，为改革文官制度要作好准备 三 指出空前的腐败已直接导致了大清政府财政的严重亏空”。
这篇报稿没有后续，不知回应。
这是1869年11月12日，大清帝国还有四十二年。
从我四岁的时候开始，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
我奶奶送我去上学，得绕过大狗。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头上都是星星。
如果醒的时候窗纸已经发青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哭“我要迟到了”
到了学校，我永远都是第一个，穿着棉猴，摇摇晃晃地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着开门。
等早自习的铃开始的时候，我拿出书，然后就一个跟头栽在桌子上。
从不例外。
等下早课的铃响了才醒来。
今天土摩托同学在博客里写他当年的高考成绩是如何底牛，并且如何在被保送复旦的同时又考上了复旦，以致被录取了两次。
他很高兴他刚认识的人“也是复旦的，也是高考数学都是满分！”
他的博的题目叫《我就喜欢跟智商高的人聊天》。
呀，看样子，我从此失去了土摩托。
我，从四岁开始的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从没考过一百分，从没进过前十名，从没被老师表扬过，从没有在发下考卷的时候顾盼自雄。
我是因为恐惧才去上学的。
南方都市报要把这里的文章整理成专栏发表，问我是否愿意回答—-为什么要写花这么多时间写博客？嗯，就写了这小段。放在这儿大家看看吧。 
一
I FC是香港中环的一个商场。
我跟郝出大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大门口，明明有遮雨蓬，还是有四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站成一排，为出门的顾客打伞。
60岁左右的老先生是管理处的，看我不解，指给我往上看。
透明的玻璃遮篷是钢架的，昨天有一块刚刚修，接缝的地方有一条很窄的线，雨珠聚在一起，就会滴答地落下来。
快走几步，是可以避开的。
但他们沿着那条漏雨的缝站着，大门口的那位还要时不时踮着脚尖用伞去够调皮的踩水花的小朋友。
旁边还有两个女工，把地上的积水随时拖掉。
雨下了一下午，他们已经在这里站了至少四个小时了。
“你们这么做是因为有客人投诉吗？”
“不是，是怕客人衣服弄脏。”
“是老板要求吗？”
“不是”
“有加班的费用吗？”
“没有”
“你们要在这里站多久？”
“看雨下到什么时候”
“那…这么做是因为要宣传商场的形象吗？”
可能是我问的多了，老先生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作这个工作的嘛”
我们明天赴港采访，有事情找你。请把你的联系电话用悄悄话留给我。
很晚回到家，才知道方舟子先生就上一篇文章写了评论，把他的文章转贴如下，并作一些相应的解释。
1 “世界再生大会的最高奖”，在我的文章里并不是直接引语。裴先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这个消息来自我在网上查到的文章
http://news.tom.com/1002/20050607-2199463.html。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2
方先生担心“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遇到重大挫折”，关切之情可以理解。但是我想，把科学问题唯技术化，而忽视对伦理学的边界，生物安全的边界的思考，忽视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带来的危险要更大。否则爱因斯坦不会为他自己曾在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应抢在纳粹之前研制出原子弹，而感到懊悔。
晚年时，他说过“别把理智看成我们的上帝，它当然有强健的肌肉，但没有人格，它只能服务…理智对方法和工具有独到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
3
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是自知无知，并且勇于质疑和批判，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对自己研究有疑问和自省，就被认为是“误导公众”，甚至要“
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继续资助裴研究员的干细胞研究项目，”那么我想这个结论可能是粗暴和不公正的，而且也可能低估了
公众的智慧。
我不敢说中国科学的希望在哪里，但我想它并不在于对效率和成功的狂热崇拜。
4
这只是一场在飞机上的私人谈话，我本人并非科技记者，而且因为不是报道，只是博客，所以谈话的某些细节根据记忆而写，发这篇文章之时
也未得到裴先生的核实，如果方先生是想就具体的科学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所写的东西不足以作为裴先生全部观点的凭据，您需要从更多的
途径来作更准确的了解。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助您联系裴先生本人。
并非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方舟子
昨天晚上有网友转来央视名记柴静的博客文章《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我当即写了一篇反驳，拟留到报纸专栏上发表。今天见到此文
已被广泛转载且有了不小的影响，觉得有必要先说几句。
柴静文中转述军事医学科学院负责干细胞研究的研究员（即裴雪涛，喜欢对行外人士说自己获得“世界再生大会的最高奖”以证明自己的
权威的就这么一位。行内人士都知道这种奖的含金量）有关干细胞的话有根本的错误，很容易引起公众对干细胞技术的误会：
一、14天的胚胎的细胞刚刚开始分化形成三个胚层，神经组织此时还没有出现，是不可能像裴研究员所说有什么神经系统的反应的。
二、人的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材料用的是5天的胚胎，只是一团针尖大小、没有分化的细胞。除了狂热的宗教人士和对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一无
所知的人，没有谁会认为那样的一团没分化、没感觉的细胞是一个人。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这种胚胎在生育诊所被扔掉，不知为何没有人对此也
煽情一把。如果有人要以这些胚胎细胞如果植入母体有可能发育成人为由认为它们是人，那么以同样的理由我也要求把每一个精子都当成人来
看待。
目前有关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主要是在美国发生，是美国宗教界中的极端保守派在小布什的支持下挑起的，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这是其他国家在这一研究领域赶上美国的良机，美国科学界对此痛心疾首。美国社会的主流、美国国会的大多数也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
，只不过小布什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滥用其总统否决权。中国科学的发展受到的阻碍已经够多了，难道还有人嫌不够，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
，还想再加一道宗教的束缚？
鉴于裴研究员对干细胞研究的目的心存疑虑，甚至怀疑是否会“毁灭人类”，显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和意愿来尽力推进干细胞研究，不适合
于继续领导这一课题，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继续资助裴研究员的干细胞研究项目，否则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纳税人的钱就
有可能被滥用掉，中国干细胞研究有可能受到重大挫折。
连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都在怀疑该研究的合理性，发无厘头的感慨误导公众，中国的科学怎么还会有希望？
飞机上。
我跟老范聊要作的重庆公交的节目—体制的问题在哪儿，到底采访哪个部门，拿支笔在纸上划来划去聊得正热闹。
坐在我右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能插句嘴么？”
我们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你是新闻调查的吧，你们报道这样的事故，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是因为太多了么？”
“不是”他说，“是你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死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
“前两天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美国的媒体采访了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照片，包括凶手。还有纪念的人群写给枪手的留言，‘我对你的同情胜过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全部投注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最谁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定，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作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禁止克隆人的政治宣言”，我国政府和比利时、英国等国家是投反对票的。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起算？”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7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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