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四岁的时候开始，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
我奶奶送我去上学，得绕过大狗。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头上都是星星。
如果醒的时候窗纸已经发青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哭“我要迟到了”
到了学校，我永远都是第一个，穿着棉猴，摇摇晃晃地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着开门。
等早自习的铃开始的时候，我拿出书，然后就一个跟头栽在桌子上。
从不例外。
等下早课的铃响了才醒来。
今天土摩托同学在博客里写他当年的高考成绩是如何底牛，并且如何在被保送复旦的同时又考上了复旦，以致被录取了两次。
他很高兴他刚认识的人“也是复旦的，也是高考数学都是满分！”
他的博的题目叫《我就喜欢跟智商高的人聊天》。
呀，看样子，我从此失去了土摩托。
我，从四岁开始的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从没考过一百分，从没进过前十名，从没被老师表扬过，从没有在发下考卷的时候顾盼自雄。
我是因为恐惧才去上学的。
南方都市报要把这里的文章整理成专栏发表，问我是否愿意回答—-为什么要写花这么多时间写博客？嗯，就写了这小段。放在这儿大家看看吧。 
一
I FC是香港中环的一个商场。
我跟郝出大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大门口，明明有遮雨蓬，还是有四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站成一排，为出门的顾客打伞。
60岁左右的老先生是管理处的，看我不解，指给我往上看。
透明的玻璃遮篷是钢架的，昨天有一块刚刚修，接缝的地方有一条很窄的线，雨珠聚在一起，就会滴答地落下来。
快走几步，是可以避开的。
但他们沿着那条漏雨的缝站着，大门口的那位还要时不时踮着脚尖用伞去够调皮的踩水花的小朋友。
旁边还有两个女工，把地上的积水随时拖掉。
雨下了一下午，他们已经在这里站了至少四个小时了。
“你们这么做是因为有客人投诉吗？”
“不是，是怕客人衣服弄脏。”
“是老板要求吗？”
“不是”
“有加班的费用吗？”
“没有”
“你们要在这里站多久？”
“看雨下到什么时候”
“那…这么做是因为要宣传商场的形象吗？”
可能是我问的多了，老先生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作这个工作的嘛”
我们明天赴港采访，有事情找你。请把你的联系电话用悄悄话留给我。
很晚回到家，才知道方舟子先生就上一篇文章写了评论，把他的文章转贴如下，并作一些相应的解释。
1 “世界再生大会的最高奖”，在我的文章里并不是直接引语。裴先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这个消息来自我在网上查到的文章
http://news.tom.com/1002/20050607-2199463.html。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2
方先生担心“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遇到重大挫折”，关切之情可以理解。但是我想，把科学问题唯技术化，而忽视对伦理学的边界，生物安全的边界的思考，忽视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带来的危险要更大。否则爱因斯坦不会为他自己曾在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应抢在纳粹之前研制出原子弹，而感到懊悔。
晚年时，他说过“别把理智看成我们的上帝，它当然有强健的肌肉，但没有人格，它只能服务…理智对方法和工具有独到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
3
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是自知无知，并且勇于质疑和批判，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对自己研究有疑问和自省，就被认为是“误导公众”，甚至要“
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继续资助裴研究员的干细胞研究项目，”那么我想这个结论可能是粗暴和不公正的，而且也可能低估了
公众的智慧。
我不敢说中国科学的希望在哪里，但我想它并不在于对效率和成功的狂热崇拜。
4
这只是一场在飞机上的私人谈话，我本人并非科技记者，而且因为不是报道，只是博客，所以谈话的某些细节根据记忆而写，发这篇文章之时
也未得到裴先生的核实，如果方先生是想就具体的科学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所写的东西不足以作为裴先生全部观点的凭据，您需要从更多的
途径来作更准确的了解。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助您联系裴先生本人。
并非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方舟子
昨天晚上有网友转来央视名记柴静的博客文章《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我当即写了一篇反驳，拟留到报纸专栏上发表。今天见到此文
已被广泛转载且有了不小的影响，觉得有必要先说几句。
柴静文中转述军事医学科学院负责干细胞研究的研究员（即裴雪涛，喜欢对行外人士说自己获得“世界再生大会的最高奖”以证明自己的
权威的就这么一位。行内人士都知道这种奖的含金量）有关干细胞的话有根本的错误，很容易引起公众对干细胞技术的误会：
一、14天的胚胎的细胞刚刚开始分化形成三个胚层，神经组织此时还没有出现，是不可能像裴研究员所说有什么神经系统的反应的。
二、人的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材料用的是5天的胚胎，只是一团针尖大小、没有分化的细胞。除了狂热的宗教人士和对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一无
所知的人，没有谁会认为那样的一团没分化、没感觉的细胞是一个人。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这种胚胎在生育诊所被扔掉，不知为何没有人对此也
煽情一把。如果有人要以这些胚胎细胞如果植入母体有可能发育成人为由认为它们是人，那么以同样的理由我也要求把每一个精子都当成人来
看待。
目前有关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主要是在美国发生，是美国宗教界中的极端保守派在小布什的支持下挑起的，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这是其他国家在这一研究领域赶上美国的良机，美国科学界对此痛心疾首。美国社会的主流、美国国会的大多数也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
，只不过小布什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滥用其总统否决权。中国科学的发展受到的阻碍已经够多了，难道还有人嫌不够，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
，还想再加一道宗教的束缚？
鉴于裴研究员对干细胞研究的目的心存疑虑，甚至怀疑是否会“毁灭人类”，显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和意愿来尽力推进干细胞研究，不适合
于继续领导这一课题，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继续资助裴研究员的干细胞研究项目，否则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纳税人的钱就
有可能被滥用掉，中国干细胞研究有可能受到重大挫折。
连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都在怀疑该研究的合理性，发无厘头的感慨误导公众，中国的科学怎么还会有希望？
飞机上。
我跟老范聊要作的重庆公交的节目—体制的问题在哪儿，到底采访哪个部门，拿支笔在纸上划来划去聊得正热闹。
坐在我右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能插句嘴么？”
我们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你是新闻调查的吧，你们报道这样的事故，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是因为太多了么？”
“不是”他说，“是你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死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
“前两天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美国的媒体采访了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照片，包括凶手。还有纪念的人群写给枪手的留言，‘我对你的同情胜过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全部投注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最谁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定，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作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禁止克隆人的政治宣言”，我国政府和比利时、英国等国家是投反对票的。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起算？”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7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