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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2007:08:18-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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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2007:08:23-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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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公交的节目要播了，老范的片子，她现在正披头散发在机房改呢。

 明天（周日）晚上9点半播，这次是在新闻频道首播。

《新闻调查》的一套首播时间在暑期暂时取消。

“自由是什么？”

我站在沙田赛马场的二楼，几十万市民冒雨观赛，呼喝不已。

身边的老先生很客气地买汽水给我们喝，他是刚退休的公务员，每周三到这里来看赛马，是他与老妻十数年的习惯，从未更变。

“马照跑，舞照跳嘛 ”他笑呵呵。

这是我们内地媒体通常用来解读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标准。

但是，我知道，只用这样的方式解读香港是不够的。只采访莎莎和鱼蛋店老板，只用经济繁荣来解释“一国两制”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

“一国两制”首先是政治概念。

政治是什么？

老奶奶，70多岁。接受我们采访前，先给个典型的香港人的叮嘱，“政治，我不懂，我不谈”。

她当年变卖家产，移民加拿大，是因为怕。

“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就在那个楼梯里滚下来了，倒下了，摔倒了一跤，然后那个画面让很多港人都很害怕，都觉得英方跟中方谈判肯定是失利，所以戴作尔夫人这样摔一跤，所以很多人就纷纷移民了”

“你怕什么？”

“怕失去自由”

自由对她来说，是门口写着“私宅勿入”，是可以手持护照自由出入一个国家，是可以公平地做生意，是儿子读书不用特权，是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可以有渠道保护自己。是可以对某项政策不满时可以投书报纸发表意见。

“自由”，就象区议会的主席黄英琦说的，不仅仅是自由经济和信息流通，而是“香港人是否能自主选择最内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检验一国两制，无法回避这一无形而核心的标准。

“他们可以随时推门进来”

我们采访黄英琦，在她议会的办公室。

有人忽然推门进来，是个普通妇女，张望一下。

“放这里啦”她把手里袋子放在地下，转身走了。

“什么东西？”

“没事，是这个选区的市民”她看了一眼“大概是投诉的资料”

“他们可以随时推门进来？”

“对呀，我们这里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会见市民计划，他们可以过来，另外我自己还有一个议员办事处不是在这里，那个地方我还有一个助理坐在那边，我不在的时候找我的助理，他们有无数的问题，有很多关于自己住的楼宇的问题，自己一些校区的交通问题，觉得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角落太多垃圾了，也进来投诉，无数的问题我也要一一的处理。”

 她带我去看一个她的得意之作—-海边的小狗公园。香港公园禁止狗进入，所以，她需要给选区的市民的小狗找一个可以活动的场所。然后她在明报《专栏》上批评这种不经市民讨论就制定的决策，她在湾仔区做了十二年的议员“我要对他们的选票负责”

无数的报道都在谈香港的民生，而这民生的保证是—是有诉求可以反映，有利益可以争取，有批评可以发表。                    

“市民是让我们看着政府，不让他们作坏事”

曾钰成是著名的香港左派。以在立法会与曾荫权唱对台戏出名。

立法会担负着立法和质询政府的职责，他是委员。

立法会现在有60名立法委员，现在有一半是通过普选产生。

“市民把我们这些人选进立法会，不是要求我们来管制香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执政党。他是要求我们来看着那个政府，不让这个政府做坏事，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职能，人家看来，就是你有没有当好守门员的这个责任

“你要发出声音，你代表谁的利益呢？”

“当然是我们的选民了，香港跟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一样，人数最多的都是基层的市民，所以你可以说，我们首先代表基层的利益，因为他们人数最多

“民意能够真正通过你们反映出来吗？”

“当然可以”

“但你们怎么能够防止立法会变成一个官僚机构，和真正的民意脱离，在运作当中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这是民主选举了，你要是脱离了民意，下一届就不投你的票了，我们的人都要向选民交代，到选举的时候，你在选举的论坛，选民就问你了，你这四年，做了什么对我们有好处的，你就要交成绩表”

“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没有辩论”

曾荫权有BLOG,用来与民众沟通，改善他一向比较拘谨的公众形象。

我问他：“我去看过你的博客，上面写到你每次参加立法会的质询的时候，你用了一个词叫战战兢兢，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个是严肃的场合，立法会场合，每一期见面的时候立法会议员找着机会向你发问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

“当然了，要严肃的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特区特首的责任。”

“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批评和这样的政治气氛？”

“我们的政治气氛当然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够没有辩论，一定有辩论。但总的看我们香港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感觉现在经济基调很好，我相信这次有个很好的气氛，很好的经济的情况，容许我们比较客观的研究解决比较困难的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要改变我们管制的态度”

他把“公开竞选，透明竞争”特首选举视为一国两制的胜利。但这样一个在港英威权政府服务过数十年的公务员，也在接受训练如何在香港实践民主。

“我看到你在这次选举的时候，也谈到说比如你去一个地区，然后也会吃闭门羹，也会觉得很尴尬。”

“当然的事，我们要学了，对我来讲这个很大的洗礼，对我讲是以前不需要做要我做很多的东西，第一次，第一次派我们选举的单子，还有对基层的市民介绍我们政纲，我觉得情人节当天我送花，有的不接受，好像很尴尬，但是我感觉是我应该学这个事情，我很幸运香港人是很支持我，但是支持我的是65%，71%很高了，但是还有15%反对我的意见，当然15%的很多人，100多万人，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事实，应该有谦虚的态度，听听他们的意见。”

“你说这对你来说是一次洗礼，它改变了你什么呢？

“以前我对于，面对面同基层市民见面，沟通，谈重要的政府决策，以前很少做，现在有做，我感觉很有意思。”

“你曾经在电台中发表过香港家书，这当中谈到你对精英政治的一个思考，过去在港英政府期间的公务员的服务跟现在做香港特首，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要改变我们管制的态度，我们以前是做法是由上以下的方法做，已经不能够顺利通过，那么我们需要另外的方法，就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一起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是什么东西，我们共同有共识，我们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清楚，理解以后，我们共同产生一系列的方案，处理这个问题，最后选择也是我们共同共同的努力，这个由下而上的方法，我相信比较更可取”

“自由就是打打麻将”     

70多岁的老奶奶说她不关心政治，问她什么是自由，她说“每天打打麻将，吃吃茶点，炒点小股票，游游泳”。

我们都笑了，但是，自由确实不是什么豪华的概念。

只不过，这样的市井生活，需要的是庞大繁复的社会机构能按照法律自行运转，渠道通畅无碍。

自由，可能就是让一个老年人知道，手里的那张选票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而不用心存挂虑的那种有序与宁静。

 有人在msn上说让他想起十五年前在凉州，“满天沙尘，骑马跑过腾格里”。

 我在十八楼，窗大开着，满天阴霾，野风吹着，窗帘都卷上天了。鸟尖叫着窜过去，音响开到最大，听崔健的《飞了》，听得我心都抖了。

 他说“你干嘛听他？”

 “来劲呗” 

 本来想写点东西，不写了，纪念一下这来劲的感觉。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作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在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

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象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一样。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暴郁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

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

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 2 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 3 ABCD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

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纪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

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

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

“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七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帐没有一点好处”

“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朝日新闻》的编辑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八

在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17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

我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为什么让我们而不让那些随便发动战争的人反省？

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象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么？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

小时候上历史课，讲到鸦片战争，老师的讲法都是“中国军民始终不怕牺牲，英勇抗击侵略者，但是，我们使用大刀长矛，而对手船坚炮利，所以虽然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仍然难逃失败的厄运。”
其实，清军是有火器的。

二

比如枪，我们在电影里常看到的鸟铳。

有多长？2米01.

射程，100米。

射速，1到2发一分钟。

风雨天点火效能极差。

英军用的是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

枪长1米16，射程200米，射速2至3发一分钟，有枪刺。

清军的鸟枪是从1548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改装而来，比英军落后200多年。

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论坛里很气愤地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为什么找不出5000人与英军拼刺刀？”

—答案很简单，因为鸟枪太长,没法再装枪刺。
                          
三

但让我吃惊的是，清朝当时其实是有燧发枪的。

不过有严格的规定，只能用作御用枪。

京营八旗用的枪其次，再次是驻防八旗的枪，最次就是绿营的鸟枪。

这种梯次质量配备，是为了巩固统治，以驻防监视绿营。

但这种方式，却使清军的主力—绿营在鸦片战争中以最次的装备应敌。
                          

四

炮也是。

鸦片战争中，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整场战争中，清军未能击沉英国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千疮百孔。

单就炮弹来比，英国用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清军用的都是效果最差的实心弹。

奇怪的是，今天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存在宫里的清初的炮弹全都是“开花炮弹”（爆破弹）。

但是当时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当时的造炮专家黄冕，连“开花炮弹”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这种技术百年来只被御林军专有。

久不使用，藏于深宫，连统治者本身也都忘记了。
                      

五

就这样，清军以差距两百年的武器装备实战。

这些烂武器本身也陈旧不堪。

一只鸟枪，用几十年极平常，甚至有使用了166年没有更换的，我的天。

就这样的鸟枪，还因为军费限制而数量不足呢。

火炮也是这样，日晒雨淋，炮身锈蚀，到鸦片战争，多是清初铸造，有的甚至是前明遗物。

因为在大清的武器装备体制里，没有定期报废造换的更新制度。
                         

六

这个体制，首先规定各种武器的型制，再按此规定制造工艺，再按此规定工价，料价。

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新技术，新工艺又因为不合规定而被排斥，最后又用权威价格将一切新因素封杀出局—-不合规定不准报销。                      

七

物价，工价一直在涨，兵器制造的经费却是固定的。

比如火药，雍正朝，每斤银2·6分，到了嘉庆年间是每斤银2·1分。制造者无利可图，反而亏损。

但是任何商人，从本能上绝不会做亏本生意。

为了防止赔累，偷工减料成为必然。

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新制大炮40位，结果在试放过程中炸裂10位，炸死兵丁一人，炸伤一人，另还有5位火炮有其他问题。他检查炸裂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

为了能偷工减料，贿赂验收官员又成了公开的秘密。

魏源写过“中国之官炮，之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腐朽不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敌寇？”
                     
八

我们从小苦背战争发生的年代和地点。

听到的，往往是一句话的历史。

鸦片战争对我来说一直只是一个模糊的年份和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直到现在，才因为工作需要，制作香港回归的节目，回头去看这场战争。

才在“奸臣-忠臣”“投降—抵抗”“卖国–爱国”的教材模式之外，去了解数字和事实，才在传统史学“善善”“恶恶”的宣传功能之外，看到历史学的另一种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茅海建说“这是它最基本的价值。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文章资料依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

美国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二

李鸿章说的报纸其实是宫门钞，后来的《京报》。

专载官吏升迁，设置，奏折的内容。由民间的报馆，从内阁领到之后，分写成数百本，分到各衙门，各大员宅第，或者用黄皮报，活字排版，很便宜地以2钱的价格卖给平民。

当年我的新闻前辈是“报夫数十名，都是山东壮汉，蓝布长褂，蓝布长袋”。

1869年的新闻有据可考的有这么几条—-

“官府开设粥厂救济穷人”

“前线将领请假省亲，孝行堪作天下表率”

“皇上拟亲往圣殿上香求雪”

“平定乱党，立碑纪念”

…

 三

收录的唯一一篇有”舆论监督”色彩的，是报道一位姓袁的御史的奏折。

“他称目前科举考试的成绩已被忽视，大清的文官制度正日益腐败。

自从20年前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封官加爵作为奖赏已成了大清政治生活的陋习，并且被广泛运用。

有些人只要花钱，未经任何考试便能得到功名，这些人贿买县令和道台，但实际上，为国家作战的伤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寒窗数年的读书人不能公平地取得一官半职。

报稿最后总结“袁的奏折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一呈请皇帝检查大清监察制度在纠正权力滥用过程中的影响  二以法律形式保护必要的文化考试，为改革文官制度要作好准备  三 指出空前的腐败已直接导致了大清政府财政的严重亏空”。

这篇报稿没有后续，不知回应。

这是1869年11月12日，大清帝国还有四十二年。